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作出了编纂民法典的重大决策部署。

例如，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即使国家的措施是为了让人们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仍然要将最终的选择权、决定权交由当事人本人，否则就是对主体尊严的冒犯。

其次，对于与人的尊严直接相关的权利，习近平总书记多有论述，例如重视人的生命权，指出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生命只有一次，失去不会再来。(32)习近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法治经济》(2017年7月17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8页。(26)[英]拉斯基：《国家的理论与实际》，王造时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4页。在今日的法学理论中，我们之所以将人视为和他人完全平等，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可被他人取代的价值与尊严。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相反，一切国家的大政方针都应吸纳人民参与，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74)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2月25日)，载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62页。[13] 徐显明：《新文科建设与卓越法治人才培养》，载《中国高等教育》2021年第1期。

二是法学理论教学和研究与实践脱离严重。学界对新文科的研究也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和界定。[21]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载州长治主编：《西方四大政治名著》（第1版），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93页。无论是哲学思维、政治学思维、经济学思维，还是计算机思维、大数据思维和医学思维，在对待同一社会事件的分析与最终形成的看法上，各种思维的内容、侧重、利弊分析的权衡因素以及决策层面存在明显的差别。

切忌在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的大旗下，忽视甚至摒弃学科自身的规律与特质，因为学科之间的融合与交叉，是以学科之间的相互独立和清晰边界为前提的，任何一门学科均有其作为独立学科的自身品格与固有规律。[24]从法教义学历史发展的视角看，受到利益法学与评注法学的影响，法教义学的基本主张是强调规范与规范性，反对过度夸大法律的不确定性，主张司法裁判的法律（规范）属性。

在中国特色法治国家建设与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时代赋予了法学教育重大使命，既要借助新文科建设的东风，通过学科融合发展、开拓创新突破自身发展瓶颈。首先，法律思维本质是一种思维形式。[10]（二）新文科建设的兴起及其对我国法学教育的启示法学教育作为文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新文科建设的兴起，自是首当其冲走在前面，作出积极应对。三、新文科建设视野下法律思维的价值坚持承前所述，新文科建设对学科交叉与知识融合的强调背景下，应继续坚持并致力法律思维能力的训练养成与有效提升。

笔者认为，改变这一现状，须从教材编写思路与理念上重视教材对学生法律思维能力训练的重要引导作用，将知识的传递与思维的训练有机结合，实现学生对现行实定法律体系的熟悉、对专业基础知识的体系化理解和润物细无声式的思维训练。目前，法学师资队伍建设在学历结构、学院结构、职称结构、年龄结构等硬性指标方面较之以前已大为改善，诸多法学院校对新进教师的学历要求法学博士及以上，甚至须是985、211之类的著名法学院校博士。[21]（二）法律思维对法学教育固本守正的价值证成法学乃经世致用之学，其专业属性要求担当法治人才培养重任的法学教育必须兼顾理论与实践双重品格，新文科背景下法学教育改革的前提性和基础性问题，应当明确并强调法律思维的培养与训练作为法学教育核心目标的定位。针对目前教师队伍法律实践能力不足的实际，解决路径一是努力创造条件并鼓励法学院专业教师适当参与法律实务工作。

而能力研讨类课程更适合在高年级展开，旨在训练学生的研究、推理和说理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融合发展中，应尊重并坚持法学教育的核心要义和法治人才培养的自身规律，既不能单纯地沉醉于理念之争，也不能片面地以学科交融创新为指针，矫枉过正地过于偏重法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却忽视甚至丢掉法学知识体系的基础性地位。

为实现案例教学更逼近审判实践的场景、氛围等，选择教学案例应注重案例的真实性、知识性、可争辩性等，尽量让学生实质感受真实裁判（代理）压力环境中的角色扮演。与此同时，还必须充分正视在中国特定语境下法教义学方法可能会遇到的挑战，如我国现行法的规范性尤其是体系性不足，可能会对法学教育中引入法教义学方法造成负面影响。

鉴于此，为避免舍本逐末，本文在既要交融创新、更要固本守正的理念启示下，试图从宏观层面探讨将法律思维养成作为法学教育的核心价值定位，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法律思维养成的具体实现路径，以期为我国法学教育改革的内涵式突破贡献点滴力量。这一点与法学教育培养具有法律知识且能够解决法律实践问题的法治建设人才目标是相适应的，与法学教育坚持的法律思维训练核心目标是高度契合的(16)从话语实践来看，如何在革命理想的实现过程中建构新的法治类型，对比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就在认真谋划。(70)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党的法治战略统筹自然不可缺少如此重要的一环。而利用同其他被压迫党派在国会中的联合行动，也可以部分地取得成就，要向人民指出：想在旧制度范围内建立新社会的企图是无益的，即使我们试图这样做也是徒劳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背景下，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处理好法治与发展的关系。

(41)在实践层面，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导向，让法治话语走出移植化和精英化的困境，成为促进革命理想与人民生活啮合的新方式。中国共产党法治话语体系的生成，让我们看到了一种立体均衡型的法治发展规律、构造逻辑和发展品格，它是演化的，也是建构的。

在衍生义的层面，法治体系可涵盖法治理论和法治文化，这些内容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实践所急需。中国共产党作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其法治观贯穿人民至上的逻辑，具有中心明确、结构完备、内容贯通、机制协调的体系构造。

随着自家和外来的话语都渐失人心，革命法治话语有了勃兴之机。例如，中国共产党在成立时，曾就党纲中的重要规范有过争论。

在学术话语助推下，政治话语发生变化：以法治国改为依法治国，法制国家变成法治国家。(5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7页。要积极推进国家安全、科技创新、公共卫生、生物安全、生态文明、防范风险、涉外法治等重要领域立法，健全国家治理急需的法律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度，以良法善治保障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新时代新阶段的法治价值原则，在话语构造上已呈现出新的体系格局。

(73)这就需要以集成创新的中国共产党法治体系话语为模本，紧扣法治价值观特色(如革命法治精神)、法治规范体亮点(如党内法规体系)与法治实效力延展(如涉外法治建设)的立体均衡，以法治话语背后的政治立场为主导，以多学科、跨学科的学术话语为支撑，整合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建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法治话语立体传播矩阵，完整展示真实、全面的中国共产党法治形象，增强新时代法治中国的话语创造力、感召力和公信力。二是法治领域运行话语。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必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有效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其战略用意也在于此。他的这些论断，实有如下话语作为其铺垫：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

第二，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所指导的革命运动进入中国，有明确的目的意识性或自主意识性，这与先前的资产阶级革命及农民起义根本不同。五是法治关键对象话语。

在总抓手的实践战略意义上，法治体系建设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抓手。(36)参见张效羽：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法治思维——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例，《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第64、66页。着眼于法治人才的培养标准，中国共产党重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综观历史，各种法治话语都面临一个从‘薄到‘厚的移动过程，从更少要求的形式向更多要求的形式移动，而每一个后发的形式都因整合以前的形式的主要方面而得到更丰厚的累积。

党的法治话语在革命理想中新生，在斗争实践中发展，展现了革命与法治的辩证法。(66)参见朱景文：法治道路与法治体系的关系——习近平法治思想探析，《法学家》2021年第3期，第7-9页。

(54)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

120多部法律、法令的颁布，集中反映出革命法治话语的实践成效。有鉴于阶级斗争难以调和的社会事实，真正的理想法治，必待先进阶级掌握政权后，方有现实生发的机缘。